今年７月１１日是郑和下西洋６００年的纪念日，郑和下西洋的正面意义都在被无限放大。今天的人们实在无法理解在非工业文明的时代，仅凭传统技术，中国人就能够远航至非洲，甚至有好事者说到了美洲。无论如何，祖先的壮举的确令国人自豪。但我们知道，郑和七次下西洋，其规模之大、时间之长在世界史上都是绝无仅有的
２００１年４月至５月，考古工作者在湖北钟祥市瑜坪山（今龙山坡）发掘了明梁庄王朱瞻 （１４１１～１４４１）的墓葬，出土文物５０００余件，其中仅金、银、玉器、珠宝等就有４８００件。以往考古发掘的明代早期的亲王墓葬并不少见，但却很少像梁庄王墓这样出土如此之多的珠宝玉饰。这批文物制作精美，文化也十分内涵丰富，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和历史价值。它们不仅是反映明代礼仪典章制度、宗教生活的珍贵材料，更为重要的是，人们从这批文物之中发现了不少与郑和下西洋这段历史有关的文物，这在明代出土文物中尚属首次，对认识郑和下西洋的目的，纪念郑和下西洋６００年或有帮助。
郑和下西洋的背景
明朝建国之初百废待兴，朝廷以发展农业和安养生息为优先考虑。朱元璋告诫官员说：“天下初定，百姓财力俱困，譬犹初飞之鸟不可拔起羽，新植之木不可摇起根。”明朝对于周边国家也以仁政为主，不轻启兵衅，把当时的朝鲜、日本、安南、占城、苏门答腊等十五国列为“不征国家”，对耗费较大的海外贸易也不鼓励提倡，特别是当海外贸易威胁到政治稳定的时候，明朝政府也是坚决停止的。文献记载，朱元璋多次下诏限制海外的朝贡贸易，直到永乐时期这一政策才有所调整。
朱棣上台后，国内经济已较明初改善，但洪武中后期的海禁政策不仅影响了民间的海外贸易也直接导致了朝廷奢侈品消费的匮乏。在商品经济的繁荣情况下，贵族、富商等阶层的消费欲望自然会迫使朝廷逐渐放松明初制订的海禁政策。在政治上，以“靖难”为名当上皇帝的朱棣对建文帝的下落不明存有疑虑，建文帝的影子始终是对朱棣继承皇位合法性的威胁。朱棣即位当年（１４０３）就命福建都司造海船１３７艘做远航寻找建文帝的准备。今天虽有人考证说朱棣完全知道建文帝已死，此举特为做样子。但在王权继承合法性是头等重要大事的专制社会中，朱棣派郑和下西洋的初衷与稳固自己的地位是绝对有关系的，这就好像今天借政治运动树立绝对权威一样。在对外关系上，新登基的朱棣也亟需向周边各国表明他已君临万邦，具有政治上的合法性，在他派郑和下西洋执行“宣德化而柔远人”的使命之前，就已先后１８次向海外派出了使者。如学者所言，其目的不外乎是“要跟那些可能藏匿废帝的番邦君主宣布：我朱棣才是合法的天朝皇位拥有者。同时……帝国的财政已经在长期的内战中消耗殆尽，需要对外贸易来补充。”（Ｌｏｕｉｓｅ Ｌｅｖａｔｈｅｓ?《当中国称霸海上》，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第７１页）这些因素综合在一起就足以促使朱棣派遣郑和进行下西洋的大规模活动。郑和下西洋的实际后果也的确为改善国内经济状况和促进明朝与各国的友好关系起了积极作用。从历史发展的后果来看，无论郑和下西洋最初的目的是什么，它本质上是明王朝向海外各国宣扬中华教化，有促进中国与海外各国贸易的作用，只是对其作用不能过高估计。
贵族奢侈品的需求是下西洋的重要动因
郑和下西洋的远航船队规模宏大，每次下西洋的活动都有百余艘，多时有２００艘参加，其中最大的“宝船”有１２帆，载重１０００吨，能载官校、旗军、水手等２７６７０名。《明史》本传说其宝船长四十四丈、广十八丈，其公开的目的是要“循西海诸国昭示恩威。扩往圣之鸿规，著当代之盛典”。流行的观念认为郑和下西洋的主要原因是进行和平贸易。但是朝贡贸易的本质是“厚往薄来”，像这样的规模持续下西洋几三十年，每次行程数万里，其中的耗费自然巨大。虽然说西洋诸国对明朝的瓷器、布匹、纱罗、彩绢、锦缎、漆器币等用品有需求，下西洋的官船可以载运这些货品到海外；同时在返程中也可以购买或交换中国所紧缺的海药香料、瓷器染料、金银珠宝、象牙犀角和珍奇异兽等，如两头都获利，的确可以弥补些耗费，但与过于庞大的耗费数额相比，恐怕是杯水车薪。当时仅建造一般船的费用就需千余金，郑和的宝船远过于此，花费应该是天文数字了。
这样大规模的、长期的、不计成本的远航如果说仅仅是为了贸易，是难以为继的。对朝廷而言，并没有从中获利。明朝就有人批评说：“三保太监下西洋，费钱粮数十万，军民死且万计，纵得夺奇宝而回，于国家何益？此特一弊政。”（严从简：《殊域周谘录》卷８，中华书局１９９３年，第３０７页）于商人而言也未必能够从中获利。明万历间，做海洋贸易的人曾告诉士大夫王起宗说，“中贵人（宦官）时，每岁横索珍奇以献阙下，名为方物，商人坐此破产。”（张燮：《东西洋考》自序，中华书局２０００年，第１４页）事情虽然是在明后期，也反映出有明一代官方海洋贸易的实质是不平等的贸易。那么，郑和下西洋的航海活动几近三十年，其中必然有非贸易因素在起作用。也曾经有学者认为郑和下西洋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封建统治者的政治需要，而不是出于贸易原因，认为是下西洋的非经济目的最终导致其终止。这些“非经济目的”人们熟知的如搜寻建文帝、宣扬天威、郑和本人信奉伊斯兰教促使其远至天方等。然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动因却多少被忽略，这就是官僚贵族集团的迅速膨胀和对珠宝之类奢侈品需求的不断增长。梁庄王墓出土文物中发现了大量来自西洋的珠宝为此提供了第一手的材料。
在梁庄王墓出土的５３００多件各类文物中，珠宝玉器就占了３５００多件?主要是用于反映贵族身份品级的各色饰物，如玉带、帽饰、手镯等，其中不乏精品。这些珠宝多来自东南亚的爪哇、暹罗，南亚的锡兰、印度、孟加拉和西亚的波斯湾等地。在记录郑和下西洋的主要著作如马欢的《瀛涯胜览》、费信的《星槎胜览》和巩珍的《西洋番国志》中，作者们多次提到郑和下西洋的目的地忽鲁谟斯国。忽鲁谟斯即今天波斯湾的霍尔木兹，是当时东西方珠宝贸易的一个集散地。《瀛涯胜览》《西洋番国志》提到忽鲁谟斯有“青红黄雅姑石，红剌、祖把碧、祖母剌、猫睛、金钢钻、珍珠”等７种珠宝和各种撒白（即琥珀、美玉）。这些郑和从西洋带回来的珠宝究竟是什么样子，过去无从知晓。有幸的是，梁庄王墓出土的这些文物使们在６００年后第一次确认这些多是郑和下西洋带回中国的瑰宝。
从梁庄王墓随葬的丰厚器物和大量来自西洋的物品来看，它远远超出了明朝初年的亲王葬制。朱元璋建政后，因国力匮乏，倡行节俭，亲王葬制从简。洪武二年（１３６９）常遇春去世，随葬“明器九十事（指事类）”，计有军器、日用器皿、乐俑、厨具等；质地多为木、陶；而日用器皿“俱锡造，金裹之。”之后这就成为亲王随葬物品的标准。从文物考古界对明初的楚昭王桢、辽简王植、湘献王柏等亲王墓葬的考古发掘结果来看，这一制度基本得到了遵守。随着明朝经济的逐渐上升，贵族的葬制发生变化，开始出现厚葬，梁庄王墓随葬大量的金银珠宝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在表面上这种厚葬反映出贵族的奢华生活，但实质上也是明朝鼎盛时期，尤其是郑和时代国力强盛的反映。
明朝的政治有宗藩不得干政，宗亲坐食俸禄的特点，朝廷给他们的待遇也极为优渥。这一政策虽然有利于皇权稳定，却也带来宗藩队伍日益庞大的大麻烦。明朝的宗藩除了亲王外、还有按照亲疏关系成几何集数增长的郡王、镇国将军、辅国将军、奉国将军、镇国中尉、辅国中尉、奉国中尉等，他们同样也要按照品级佩带珠宝玉饰，这就更增加了对珠宝玉器等奢侈品的需求，仅仅这些皇亲国戚们带饰上的珠宝玉饰，就对海外珠宝贸易造成不小的压力。可想而知，不仅贵族对奢侈品的需求成为郑和下西洋的一种动力，而且郑和下西洋的硕果也成为其奢华生活的物质条件。在颂扬郑和下西洋的伟大之时，是不是也要注意到，它是在朝廷的名义下，不计成本的为贵族们的美好生活服务？这些都珠宝奢侈品需要明朝用大量的中华物产与西洋各国交换才能得到，在“厚往薄来”这种不对等的朝贡贸易体制下，很难设想明朝经济能够长期支持这类奢侈品的贸易。
在梁庄王墓出土的大量由郑和下西洋所带回的珠宝之中，一件刻有铭文的金锭非常重要，铭文明确标明它是来自西洋的贡金。它是目前惟一一件考古发现有铭文记载的与郑和下西洋有关的文物。金锭长１３厘米，宽９．８厘米，重１９３７克，刻有“永乐十七年四月 日西洋等处买到／八成色金壹锭伍拾两重”铭文。永乐十七年（１４１９），正是郑和第五次下西洋归来之时。郑和第五次下西洋的具体时间是１４１７年５月至１４１９年８月，可以确定，该金锭就是郑和宝船用所买的一批黄金在返回途中制作的。由于明朝亲王婚礼有朝廷赏赐“定亲礼物”金锭五十两的制度，因此这件由郑和带回存于内库的金锭后来就赏赐给了梁庄王。郑和第五次下西洋是非常特殊的一次，一是苏禄东国酋长巴都葛叭答剌（巴都葛叭答剌后在中国逝世，明朝以王礼葬之）、苏禄西国酋长麻哈剌托葛剌马丁等率三百四十余人回访中国。二是诸番献珍禽异兽。后者在郑和所撰《娄东刘家港天妇宫石刻通番事迹记》碑和《天妃之神灵应记》碑中都予以特别强调。该金锭铭文的发现不仅为郑和第五次下西洋与各国进行朝贡贸易补充了宝贵的材料，而且为证实梁庄王墓中的珠宝是郑和下西洋的产物提供了可靠的证据。
郑和下西洋的目的
在以往讨论郑和下西洋终止的原因时，人们注意到了下西洋造成的长年巨大的财政开支，使明朝国库枯竭是郑和宝船队停航的原因。但是在讨论郑和下西洋的主要目的时，却过于强调它的历史和文化意义，而忽略郑和宝船下西洋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要获得海外奢侈品满足贵族需要这一明显的事实。当时郑和宝船所带回的物品绝大多数是香料、宝石、象牙等奢侈品。其中以苏木、胡椒为最多，以致在朝廷仓库中积压。苏木、胡椒是朝贡贸易的产物。从胡椒的价钱来看，明初在苏门答刺等地，胡椒每百斤价一两，但在厚往薄来的原则下，每百斤的胡椒却需付贡使银二十两。香料积压日久几同于废物，朝廷因此用它们折京官俸禄。西洋宝物这种高进低出的处理方法所造成的巨大经济损失是不言而喻的，那些高价得来的珠宝除了满足贵族、官僚的身份性消费，又于民生何益？所以朝贡贸易即使能够给当时的明朝政府带来面子上的荣耀，却不可能支撑太久。故明仁宗即位后立即下诏：下西洋诸番国宝船，悉皆停止。尽管宣德间（１４３３）有最后一次反复，但朝廷多数官员认为继续下西洋有害无利，这种以朝贡贸易为主，以奢侈品输入为主的下西洋活动才终于停止。可以说梁庄王墓出土的大量来自西洋的珠宝等文物，不仅是郑和下西洋朝贡贸易的实物见证，而且为今天人们客观评价郑和下西洋伟大业绩和它背后所隐含的专制社会的问题，也十分有帮助。
在中国古代专制社会，政治权力始终决定经济发展的走向。从梁庄王墓出土大量来自西洋的珠宝中我们可以认识到，无论当时朝廷出于什么样的目的进行海外贸易活动，最终的受益者都不是国家整体而只是统治阶级上层的少数王公贵族。在王权专制的制度下，任何海外贸易都是以维护专制社会为宗旨，下西洋所获得的那些珠宝也仅仅是作为身份等级制度的点缀品，一但下西洋活动被认为动摇到当时的国家根本，无论它在今天看来有多么重要的意义，也会被终止。在纪念郑和下西洋６００年之际，有很多人在惋惜郑和下西洋的停止，好像如果明朝继续下西洋的活动，中国就会走上西方的道路称霸海上。其实从中国专制社会的发展轨迹上看，持续的下西洋的活动既无商业利益驱动之助力，又无公民社会制度保障的支持，是无法持续进行下去的。即使继续下去，它也只是为统治阶级上层服务，无法从中产生出推动历史发展的变革，梁庄王墓中那些西洋贡金和珠宝正好为此做了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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